那么,创造和摹拟不是一回事了。
由历史上看,当一派的诗艺或图画固定的成了一派时,它便渐渐由盛而衰,好象等着一个新的运动来替换它似的。为什么?因为创作与自由发展必是并肩而行的;及至文艺成了一派,人们专看形式,专摹仿皮面上一点技巧,这便是文艺寿终之日了。当一派正在兴起之时,它的产品是时代的动力的表现,不仅由时代产生作品,也由作品产生新时代。这样的作品是心的奔驰,思想的远射。到了以摹仿为事的时节,这内心的驰骋几乎完全停止,只由眼与手的灵巧作些假的古物,怎能有生命呢?古典主义之后有浪漫主义,这浪漫主义便恢复了心的自由,打破了形式的拘束。有光荣的文学史就是心灵解放的革命史。心灵自由之期,文艺的进行线便突然高升;形式义法得胜之时,那进行线便渐渐驰缓而低落。这似乎是驳难中国文人的文艺主张了,与柏拉图已无关系。柏位图的摹仿说是为一切艺术而发的,是种哲理,他并没有指给我们怎样去摹仿。中国人有详细的办法:“为诗要穷源溯流,先辨诸家之派,如何者为曹刘,何者为沈宋,何者为陶谢……析入毫芒,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不然,胡引乱窜,必入魔道!”(《燃灯记闻》)这个办法也许是有益于初学的,但以此而设文艺便是个大错误。何者为曹刘,何者为沈宋,是否意在看清他们的时代的思想、问题等等?是否意在看清他们的个性?是否意在看清他们的所长与所短?假如意不在此,便是盲从,便是把文艺看成死物。不怪有个英人(忘其姓名)说,中国人的悲感,从诗中看,都是一样的:不病也要吃点药,醉了便写几句诗,得不到官作便喝点酒……是的,中国多数写诗的人连感情都是假的,因为他们为摹拟字句而忘了钻入社会的深处,忘了细看看自己的心,怎能有深刻之感呢?“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他们的口号;但是他们也许该记得“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