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波菲尔先生，”我母亲答说，说话已感到有些费劲，“对我非常关心，为我安排得很周到，把其中的一部分年金划归给我继承。”
“多少？”贝特西小姐问道。
“一年一百○五镑。”我母亲回答。
“他原本会干得更坏哩。”我姨婆说。
“坏”这个字用得正是时候，我母亲这时的情况正是坏透了，拿着茶盘和蜡烛进来的佩格蒂一眼就看出她如此难受是怎么一回事——要是当时房间里光线较亮的话，贝特西小姐本当早就可以看出来的——佩格蒂急忙把她扶到楼上我母亲自己的卧室，并且立即打发他的侄子汉姆·佩格蒂去请护士和医生，她没让我母亲知道，已经把汉姆藏在我们家好几天了，为的就是在紧急时刻供作差遣。
当那两位联手的重要人物在几分钟内相继到来时，看到一位表情矜持的陌生女人坐在壁炉前，左臂上系着帽子，耳朵里塞着珠宝商的棉花[10]，他们都大吃一惊。佩格蒂对她一无所知，我母亲也从来没有说起过她，她坐在小客厅中，完全是个神秘人物。尽管她口袋里装了一大堆珠宝商的棉花，耳朵里也塞得满满的，但是这丝毫无损她神态的威严。
医生去过楼上后又下来了。据我猜测，他一定想到，自己有可能得跟这位陌生太太面对面地在这儿坐上几个小时，便加倍小心，极力表现出懂礼貌和讨人喜欢的样子。在男性中，他称得上是个最温顺的人，也是小个子中脾气最好的人。他连进出房间时都侧着身子，以便少占点地方。他走起路来脚步很轻，简直像《哈姆雷特》[11]里的鬼魂，而且走得比鬼魂还慢。他把头低垂向一边，部分是为了谦逊地贬低自己，部分是为了谦逊地讨好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