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读者可能感兴趣J.A.杰克逊1972年编写的著作，本书讨论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关系到重要的文献。拉尔夫·林顿作品（1936，第十五章）对社会制度有非常敏感的讨论。
［8］关于道德责任和社会公共机构责任之间关系的有吸引力的论述，可以参见迈克尔·斯托克作品，1970。
［9］参见一篇有价值的论文（R.M.黑尔作品，1976），它论述了这一概念。
［10］人们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相应于这些变化，如何可能作出安排，因为我的道德法典描述是对一种结果的描述，而不是对这一结果如何被修正，以便满足变化着的社会需要的描述。对这一问题的部分回答已经作出了。从好的方面说，如果道德动机是由诱导的方法来教授的，那么就必须对变化作出反应，因为如果局面发生变化，不再有人被伤害之后，便不可能教授由于某种行为伤害他人等倾向而对这种行为产生反感。相反，对于一些从前没有造成伤害的行为，“诱导的方法”可以促使产生了一种新的反感，也就是新的义务。
而且，如果所描述的道德作为一种规范行为的系统很好地发挥作用，那么人们就应有某种关于什么是道德、道德上的反感为什么建立起来、何时要求变化以及如何带来这些变化等的意识，这些意识是在早期的生活中由父母和道德教育者们培养起来的。简言之，一个长期的道德系统不能在缺少道德哲学和道德教育的情况下，很好地发挥作用（也包括道德教育心理学）。我在后面还要论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