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留意的是，虽然相较于基督教人性观，古典人性美德观不失乐观（因为在人类人格的核心中没有发现缺陷），虽然它（古典人性美德观）对理性人的美德也充满信心，然而，对于所有的人是否都有美德或者快乐的能力，古典人性美德观却没有与现代人分享同样的信心。于是，在古希腊生活中弥漫着一层抑郁的气氛，这种气氛与今天垂死的资产阶级文化中普遍的乐观主义形成最为强烈的对照，尽管后者假定其只是恢复了古典世界人性观和希腊人性观。在《伊利亚特》中，宙斯宣告，“据我看来，所有在地球上爬行和呼吸的生物，惟有人最可怜”。从荷马时期到希腊化时期，这种观点如同一条从不间断的链条贯穿着整个希腊思想。短暂的生命期与过高的死亡率是促使希腊人郁虑的主要原因。无论是柏拉图对生命不朽的确信，还是伊壁鸠鲁关于无须害怕死亡的劝告，都无法使古希腊人从这种郁愍的气氛中摆脱出来，因为在坟墓的另一头无法保证任何东西。
亚里士多德承认，“不出生是最好不过的，死胜过生”，并且提出抑郁是天才的伴随物。在相信聪明人具有美德这点上，哲学家是乐观的。唉！可他们对多数人是聪明的却没有信心。斯多葛学派的克里西普（Chryssipus）以为，快乐仅为聪明人而设，并且确信大部分人都是傻瓜。一方面，出于人们都具有神圣理性的火花，斯多葛学派趋向将地球上所有的人视为兄弟；但另一方面，它又怜惜大众没有明显优雅的理性。这样，他们的平均主义迅速退化为贵族的谦虚，与亚里士多德将奴隶轻蔑为“活的工具”无太大差异。尽管忠实于宇宙主义，塞涅（Seneca）仍然祈祷：“原谅这个俗世吧！因为他们都是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