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卷一《春秋旨》的导言中，康有为说：“《春秋》所重在义，不在文与事也。”“《春秋》言微，与他经殊绝，非有师师口说之传，不可得而知也。今师说之传，只有董何二家。……今专绎董子之说，以求《春秋》之义。”[85]这部分是说，《春秋》重义，而此义又是口耳相传，得其要义者，只有董仲舒、何休二人，所以他专门绎出董仲舒的公羊学说，演绎其义，以寻求《春秋》的真髓。康有为的用心，显然在于不受经典文句的拘束，给自己提供一个自由解释的开放性空间。在本卷中，他突出了奉天、亲德亲亲、敬贤重民、常变、合群、《春秋》总义等问题。
在卷二《春秋例》的导言中，康有为认为，学习《春秋》的人，如果不懂得“托王改制”、五始、三世、内外、详略、无通辞而从变等精神，“则《春秋》等于断烂朝报，不可读也”。而“言《春秋》以董子为宗，则学《春秋》例亦以董子为宗。董子之于《春秋》例，亦如欧几里得于几何也”[86]。这是说，体现《春秋》大义的事例（范例），必须通过公羊学宗师董仲舒的思想，才能真正领会。为了树立董仲舒的宗师形象，确立其公羊学地位，康有为甚至把董仲舒比做几何方面的欧几里得，真是把董仲舒推尊到了极点。这种做法的用心，当然是在于宣传自己的公羊学思想，为变法改制提供理论论证。在正文中，康有为对五始、缘鲁以言王义、三世、内外、贵贱、屈伸详略、常变、《春秋》无通辞、诡名诡实避文（《春秋》重义而不重经文）等层面的问题，阐发了自己的见解。